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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567-570、606-607。
宪法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大会与常委会权限不明的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解释，为常委会合理行使职权提供制度性保障。这一点上存在着基本共识。
特别是在1982年宪法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后，常委会不仅享有了立法权，而且在立法数量以及立法权限等方面有时超出了其宪法界限，现实运作中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的宪法界限也被悄然打破。数据来源于全国人大网站、凤凰卫视、《联合早报》等。宪法第62条第2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而常委会则在此之外制定法律。〔18〕在教育、财政、军政中有5部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即便在早期，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四次会议的三年时间里，常委会就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及其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31个，对有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决议。
历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数如下表所示。这也是1982年宪法加强常委会职权的重要原因。在代表的数量问题上，不应过分强调数量与代表性之间的正比例关系，选举代表的目的不仅是让其代表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更是选出合格的、值得选民信任的代表参政议政，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
全国人大尚未行使过这一权力，而常委会曾有过根据国务院的提请，解除石油部部长职务、撤销林业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长职务的先例。值得肯定的是，2012年两会期间，关于人大制度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已引起了众多代表的热议。〔12〕 但由于后来整个人大陷于瘫痪，这种立法授权没有对大会最高地位产生大的影响。1987年，彭冲同志做了《关于健全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着力加强专门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
全国人大法律对国家和社会的规范密度越来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40〕 有些人大代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人大的职权正在被它的常委会所替代的现实，可能忽略了对人大制度自身变迁的反思。
本文写作过程中，王贵松副教授在提纲的讨论、资料的收集、图表的分析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感谢。《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34〕 1954年宪法第31条第8项，1982年宪法第67条第9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文本与现实的冲突，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不安。
罢免和撤职是监督手段中最严厉的一种。1998年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占90%以上。而掌握预算审批权的全国人大一年召开一次会议，会期现在一般固定在2月下旬到3月初，时间在10～15天。但在现实中却并非一成不变。
难以否认，上述基本制度的修改都涉及到了法律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内容，并非小修小补。但法律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如按照《预算法》的规定，我国的财政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
即将把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权限剥离出来，全部赋予常委会，只保留制定宪法和修改宪法的权限。注释: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现行宪法颁布30年实施状况研究（批准号：11YJA820021）的阶段性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当然，宪法解释制度的虚置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构造也是息息相关的。〔3〕 2009年，在《侵权责任法》的通过主体和方式上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有常委会委员主张常委会越权违宪，而常委会认为可以制定，因为这是对《民法通则》的细化。但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30年来没有一件改变或撤销的实例。
〔53〕这些观点虽然回应了一些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但对于大会与常委会之间的民主性鸿沟却缺乏更深入的分析与判断。在1982年之前，大会的最高地位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国家生活中大会起到主导性作用，重大决策、重要法律和重要的人事决定等均出自大会，常委会只是对部分决策、人事和立法起着决定和监督的作用。
1970年，国务院的79个部门撤销合并为32个，其中13个还由部队管理，达到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数的最低点。在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又加上了第十一项，即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然而，大会的这种最高地位在现实中有时越来越难以体现，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削弱的趋势，全国人大构造在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背离。〔19〕, ,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 一九八四年九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以后委员长会议又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拟订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草案，提请这次大会审议。
大会因人数多、专职少，而无法经常性集会，故而无法有效地行使职权。〔13〕但1982年宪法则改变了这一设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58条）。2005年1月5日，朱素明交通违章，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简易程序作出1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2〕 项淳一的这个报告表明，当时的提案单位国务院是将农业法明确作为基本法律提请审议的，〔23〕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认识到这部涉及全体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但考虑到实践的需要与通过法律时间的紧迫性，常委会决定由自己审议通过这部法律。
之所以要作出这种新的权力配置，是鉴于历史教训而要着重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常委会委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而人大代表则是由选民或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也有学者提出，一院制和两院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可以探讨在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更全面、更有效地反映各地区和各界别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要求的中国特色的代议制。目前，无论是素质、经验，还是在经费、交通等方面，我国均具备了逐步实行直选的基本条件。
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首。但是，各级人大每年通常只开一次会，不可能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经常性的监督。
如前所述，常委会和大会在存在形态、存在时间、职权范围、民意基础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常委会和大会是两个机关，并不是同一立法机关。四、全国人大决定权的规范与现实 一般而言，人大四权除了立法权之外，还有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16〕 从全国人大与常委会实际的立法数量来看，在1982年之前，全国人大与常委会的立法数量旗鼓相当，而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远远重要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法令。这也是1982年宪法加强常委会职权的重要原因。
例如，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 有的修改是从法律之间的协调、限界，避免互相抵触、互相矛盾的考虑出发，使我国的法律能够逐步建立统一的规范。1982年宪法改变了这一做法，改为由大会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而决算则自1985年开始，实务中便改由常委会审查批准。
（三）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完善人大制度的运行机制 1982年宪法的起草者意在加强人大，并作为强化人大地位的一种途径，采取了加强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方式。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由于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务委员会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是经常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机关……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它的监督。（二）寻求民主性与有效性的协调 应当说，国家机关的民主正当性是一国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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